第一，从范围上看，是全体人。共同富裕既包括城市，也包括乡村；既包括发达地区，也包括欠发达地区；既包括社会精英，也包括普通民众；既包括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包括无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国民，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行业，都应实现同步增长的生活富裕。当前距离这一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根据国际标准，收入相对合理的基尼系数是0.3—0.4之间，而我国始终处于0.46以上，仍属于收入差距较大范围。2020年，我国20%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294元，是20%低收入组的10倍以上。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做到区域兼顾、城乡一体、业态均衡、统筹推进。尤其要彰显劳动的价值，及时剥离资本的不当得利，确保全体人民都能实现共同富裕。就空间格局看，从宏观战略上应高度关注两条线，一是秦岭淮河的南北气候分界线，南方农业生产条件好，但多发展工商业，农业渐衰；二是从黑河到腾冲的“胡焕庸线”，线东36%的面积居住着96%的人口，线西64%的面积居住着4%的人口，贫富差距十分显著。统筹协调南方北方东部西部实现均衡发展、共同富裕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长期、艰巨的挑战。
第二，从内涵上看，是多种需求的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根本目标。当物质需求满足之后，精神需求便提上议事日程。对物质的需求属于最初级的需求，而精神需求是最高级的需求。我国城乡之间、东西之间差的不只体现在物质，还呈现在精神上。与东部、与城市中的无量前途和热闹繁华相比，西部、农村的就业机会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全国有2.86亿农民外出打工。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不能只局限于满足物质供给均衡，还要满足精神文化生活可获得的均衡，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既要“柴米油盐”，又要“诗和远方”。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只有盯紧这些不断增长的多层次需求，挖掘不同地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潜力资源，均衡政策供给，才能确保共同富裕实至名归。
第三，从时间上看，是多代人。共同富裕不仅要从横向上考虑覆盖的全面性，还要从纵向上看持续的长远性；不仅要实现当代人的共同富裕，还要让子孙也享受发展的成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最高境界——生态文明社会。实现生态文明的核心就是要克服农业文明的被动和工业文明的盲动。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低下，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今天发达的科技正在许多方面让人类变被动为主动。工业文明的盲动就是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所以要克服这种盲动。近年来，随着政策的高位推动和社会思想认识的逐步转变，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些相应的举措也相继出台，但效果刚刚显现，举措尚不成体系，政策的系统性仍有待提高，距离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目前我国已经实现农药的负增长、化肥的零增长，但这距离绿色化还相去甚远。美国的生物肥已占总用肥量的50%以上，我国仅10%左右。只有克服农业文明的被动，继承农业文明遵循规律、适应自然，克服工业文明的盲动，继承工业文明的高效、快捷，才能实现生态文明。这其中有个度的把握问题，那就是生态限度。人对自然消耗到什么水平，要看自然生态的容忍度、承受力和平衡态，不能超越它的容忍度和承受力，底线就是要适应它的平衡态，即必须始终保持自然生态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要把握好这个度，首先要有与之相关的评判指标和对污染程度的精准测算，但现在还不到位。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农业排放具有点多面广的特征，分散多点式排放导致减排核算难度很大。如果没有精准的测算，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就没有依据，更不用说进行碳交易。因此，要抓紧启动农业碳排放核算的方法学研究，形成一套管理部门、生产主体、碳交易主体共认的核算方法体系，为后续碳排放的管控、交易等工作奠定基础。
第四，从目标上看，是具体的人。首先，共同富裕的对象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人”这个概念不能被抽象，“人”一旦被抽象，就会出大问题，历史的教训已经很多。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必须具体到各类不同群体的人，因人施策，让每个人都能真真切切受益、实实在在获得。其次，共同富裕不是平均数掩盖下的人。有个顺口溜儿叫“张村有个张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平均数只是一个综合后的统计数据，从中看不到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无法体现低收入群体的存在，并不是衡量共同富裕的最佳指标。更何况，相比较于中位数来说，平均数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居民的收入状况。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3万元，但仍然有过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最后，共同富裕不仅要让有增收能力的人实现富裕，还要让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在贫与富的两极中，贫困的一极往往由那些需要兜底的人构成，他们也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完善一起富裕。因此，还要不断提高低保收入标准，完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根据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要求，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财富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体系，确保“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第五，从路径上看，是缩小人的三个差距。一是收入差距。目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区域上看，东部人均收入高，中西部和东北部低；南方高，北方低。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是东部地区的7成左右。城乡居民之间相对收入在缩小，但绝对收入仍在扩大。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为26703元，比2013年扩大了9666元。行业间收入差距更为明显。2020年，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的人员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均年收入达到175258元，而住宿和餐饮业人均只有46825元，相差了近3倍。应通过适度的政策调整逐步缩小各类过大的收入差距。二是财富占有差距。目前我国国民财富占有差距较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由于财富占有的不均衡，已形成新的贫富差距。2004年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和地产经济的繁荣，城市住房价格暴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房价更是上涨十几倍，但乡村的房屋由于缺乏流动性，只具备使用价值和较低的交易价值，没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财产拥有量差距不断扩大。不同地域之间也是如此。再加上城市居民占有大量优质的无形资产也在水涨船高，使城乡之间财富占有严重失衡。因此，应尽量缩小过大的财富占有差距，盘活农村资产，促进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推动均衡发展。三是消费差距。消费分为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二者在东中西部的差别都不小。个人消费方面，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0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元，相差将近1倍；区域间差异更明显，上海市人均消费支出是贵州省人均消费支出的3倍以上。公共消费方面，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养老卫生等投入差距仍然很大，地区间也明显不同，如浙江省的人口比安徽省少1000万，但2019年其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却是安徽省的1.36倍。这些消费的差距也需要通过政策的创设和市场的引导逐步缩小。
第六，从程度上看，是有差别的人。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样富裕，要求绝对平均的富裕是不现实、不客观的。共同富裕是在辩证法意义上的“有差别的同一”，而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象的同一”。人与人之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奋斗有强弱，富裕的程度必然有差距也应该有差距，必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地区与地区之间基础不一、条件不一、禀赋不一、环境不一，其富裕程度也肯定不一，不能要求同样的生活标准。促进共同富裕也需要先行示范、重点突破。所以，中央赋予浙江省作为探索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排头兵”。事物发展需要势能和动能双向发力，高低落差产生势能，自身运动产生动能。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公平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只有充分竞争才能释放动力，才能持续推动发展。竞争的本质属性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平衡，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必然是动态的、有差异的、螺旋式的共同富裕，打破平衡是为了实现更高水平、更高级别的平衡。历史告诉我们，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终将陷于负向激励、共同贫穷。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富裕差距要通过政府调节和社会捐助保持在合理区间，构建起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成绝对平均的富裕，社会便没了活力，发展就失去动力。
第七，从本质上看，是提升人的能力。人是第一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就在于提升人的能力。人的能力分三个层面，即基础能力、思维能力和品质能力。基础能力就是我们日常生产生活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这个能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不断提高。思维能力，是人与人的主要差距所在。品质能力就是人要有提升自己品质的本事，是个人能力的最高境界。品质能力的提升，不但有利于公序良俗的养成，还有利于道德情操的培养，促进三次分配。很多人认为农民不需要提升自身的品质，他们也没这个本事提升，这是十分荒唐的。农民也有很多是能做出大事的人。今天的知识结构已经分成三类，即明知识、默知识、暗知识。所谓明知识就是可以意会也可以言传的知识，如读书看报、听讲座；所谓默知识，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所谓暗知识，就是不可意会也不可言传的知识，像暗物质、黑洞、量子，这些以我们的传统思维是无法理解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团队2020年研制出九章量子计算机，它的200秒算力相当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6亿年的算力；2021年，他们又宣布九章二号问世，一毫秒的算力已经提高到相当于世界最先进的计算机30万亿年的水平。知识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级水平，所以我们要提高方方面面的能力，需要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跟上这个时代。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奋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奋斗出来的，财富更是奋斗出来的。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