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一年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开端，它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助手青年团的创立作了准备。马列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为建团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批革命青年，为建团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建团有了直接的领导。
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党过程中，开展建团活动
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
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首先建团。一九二○年七、八月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们除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指导各地建党外，还进行了建团工作。它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同袁振英（震瀛）、叶天底、金家凤等八个青年一起，于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①。俞秀松担任书记。
这时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进步青年对旧社会不满，怀着爱国热情，脱离家庭，离开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杂志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谋求出路。上海团组织便从中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罗觉（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李中、李启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粱柏台、卜世畸、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化平等。到一九二一年初，团员发展到二百余人。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谷林称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②
为了培养革命骨干，选派青年赴苏俄学习。一九二○年九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社址就在团的机关——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铭德里北六号）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威经斯基的夫人任俄语教员。一九二一年春，这个学社有二十多名青年团员分三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刘少奇、罗觉、任弼时、肖劲光、何今亮（汪寿华）、王一飞、傅大庆、彭述之、许之祯、粱柏台、卜士畸、柯庆施、华林等。
上海青年团建立后，便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联络各地发展组织，建立青年团。各地在建立团的组织过程中，同上海团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九二○年十月，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后，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也积极进行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到十一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③。它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到会团员约四十人，其中主要有邓中夏、张国焘、高尚德（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女）、朱务善、黄日葵、李骏、范鸿劼、吴汝明、周达文、郑振铎等。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④。北京党小组的成员几乎全部成为青年团员，有的还担任青年团的领导职务。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会议，到会有李大钊、张国焘、高尚德、刘仁静、罗章龙等二十五人。李大钊在会上指出：“本团事务日渐纷繁”，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会议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决定实行执行委员会制度。会议选举了李大钊、高尚德、张国焘、刘仁静、郑振铎等十一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公推张国焘为书记委员。这时团员五十五人⑤。
北京党的工作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得很活跃，注意联络各校进步学生，发展组织，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团在北京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北京党、团组织还帮助其他地区，如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湖南，一九二○年十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就在长沙开始了建团工作，一九二○年底团正式成立。当时最早发展的一些团员，多半是参加过革命斗争、经过五四运动考验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以及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如彭璜、肖铮、陈子博、彭平之、唐鉴。毛泽东担任团的书记。
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据一九二○年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的日记中记载：“十一月十七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又嘱张文亮“多找真同志”⑥。
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还十分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特别是教育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长沙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相当严重。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又名正品）、庞人铨，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帮助，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以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反动军阀杀害。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表文章，称赞他们是“好团员”，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教育团员到工农当中去。毛泽东自己以身作则，到过长沙的许多工厂，象纺织厂、造纸厂，而且还到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中去了解情况，同他们交朋友。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期间，毛泽东派出了一批重要党团骨干去工人中间做工作。派李立三、刘少奇、郭亮、毛泽民、毛泽覃等到安源、到粤汉铁路工人当中去开展工作，去发展党团组织。在各地早期团员当中，多半是学生，但是湖南工人团员比较多，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建团思想是分不开的。
武汉地区在一九二○年秋，由董必武、陈潭秋等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后，也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为重点。吸收其他各校的先进青年学生参加。十一月七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召开第一次组织会议。李书渠报告了成立团组织的宗旨，通过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⑦。青年团每星期开一次会，每次都有宣传作用的报告，有详细的记录。向中央报告。另外，武昌青年团组织还和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处青年团组织保持联系，互相通报，交流经验⑧。当时武汉党的组织对团员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抓得很紧，陈潭秋就经常给团员和青年学生作报告。讲述马克思、列宁的生平和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⑨。
广东青年团组织开始建立于一九二○年八月，由于这时没有确定信奉那种社会主义，团员中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大家思想不一致，工作难于进行，后来团的活动便停止了。一九二一年一月，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通过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重新组织广东“共产党”，并即公开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十月，又按照上海团的要求，以研究和实行马克思主义为青年团的宗旨，进行改组，重新登记团员。一九二二年一月召开了第一次团的筹备会，团员到会有五十八人；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时，团员已达到一百四十人。经过认真筹备，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在广州东园召开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大会，公开建立了全省统一青年团组织⑩。这时团员已有五百余人。早期团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刘尔嵩、阮啸仙、杨匏安、冯菊坡、周其鉴、罗绮园、林祖涵、梁复然、张善铭、杨章甫、彭湃、郭瘦真等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既是党组织负责人，也是团组织的领导人。另外，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嵩、罗绮园、周其鉴等都先后担任过团的领导工作。
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团体，但那时团内成份是很复杂的。他们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还有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各人信仰不同，遇到问题，往往意见不一致，使工作无法进行，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原因，在一九二一年上海、广州、武昌等地的青年团，都曾暂时停止过活动。只有到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派人加强团的领导，团的组织才又恢复和活跃起来。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二○年成立之后，积极参加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向广大青年工人、学生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介绍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为建党起了一定的思想上的准备作用；在组织上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入团，为建党准备了后备力量。党正式建立的时候，有一批优秀的团员首先被吸收入党并成为各地建党的骨干。任弼时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曾代表党中央对此作了充分肯定，他说：一九二○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党正式成立后，加强对团的领导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党正式成立后，使中国革命和青年运动迈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党的一大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11）。“一大”后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了大批党员去恢复和加强团的工作。
一九二一年八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椿年（即张太雷），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少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意见，由张太雷主持，开展了团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要“依新章从速进行”（12）。
在恢复和发展青年团组织的工作中，吸取了一九二○年建团的教训，注意了团的思想建设，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重新制定的团的临时章程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一部分原来的团员因为信仰上的分歧，离开了团；一部分人则转变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使团的成员不再象过去那样复杂。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临时章程还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13）。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创刊。创刊号至第三期由北京团组织主办，邓中夏、刘仁静主编。第四期起迁往上海，改由团的临时中央局主办，施存统主编，蔡和森、高尚德等也参加过编辑工作。（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从第八期起转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停刊，共出版二十五期。）《先驱》努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创刊号上最早译述了列宁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热情宣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先驱》同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揭露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武库中“偷窃”来的。《先驱》出版专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为廓清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作出了贡献。《先驱》还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和研究有关中国革命和青年团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总之，《先驱》出版，对扩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加强对团员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统一全团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党的重视和帮助，由于信仰一致、思想统一，所以团的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召开团“一大”时，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地方有十七处：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等。分布在江苏、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安徽、浙江、广西等省，团员达五千多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随着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组织。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临时中央局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名义，发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临时中央局说明急于召开全国大会的理由是“议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国S·Y运动”（14）。
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卡尔·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
大会选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是有它重要意义的。这是公开表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青年组织。
由于这次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开幕式，是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并举行。因此，出席大会的除来自上海、长沙、武昌、南京、唐山、天津、保定、杭州等十五个地方团的二十五名代表：蔡和森、邓仲澥（即邓中夏）、张椿年、方国昌（即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许白昊、谭平山、谭植棠、王振翼、陈子博、莫耀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复然、陈公博等，以及外国二名代表外，还有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共一千五百余人。会议首先由张椿年致开会词，接着，有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和团员代表等十六人，发表了演说。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演说。
大会开了六天，举行了八次会议，连日听取了施存统作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以及各地代表谭平山（广东）、邓中夏（北京）、易礼容（长沙）、莫耀明（南京）等人，所作的本地团的情况报告，并且讨论通过了六个议案，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的关系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团之关系议决案》。
在团的纲领中，确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团的纲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即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要求。
团章规定：“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
大会一致同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这表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一开始就坚决地站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方面，站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一边，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最后，大会在五月十日晚上，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了高尚德（高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方国昌（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这次大会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使之真正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从这以后，作为党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带动广大青年，参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正当国内建立党、团组织的时候，一九二一年底与一九二二年初，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酝酿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四月，赵世炎两次给陈公培（当时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去信，写道：“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因为现在开会地址很难觅）。”“我今天正在忙返，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里、里昂、淮也儿等处绕一遍，完全为青年团事。”这时蔡和森、李维汉等组织有“工学世界社”，李维汉要以“工学世界社”名义加入（蔡和森这时已回国），而赵世炎不赞成。他在给陈公培的信中说：“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这就是说，不能以团体名义加入，而要个别地吸收优秀分子。后来，李维汉等也同意了。
经过酝酿筹备，中国少年共产党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在法国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上开会成立。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十八人，代表三十八个成员。十八名代表中有：赵世炎、李富春、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袁庆云、王灵汉、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任卓宣、余立亚等（15）。会议开了三天，由赵世炎主持。经过讨论，决议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
少年共产党成立不久，得知国内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便在十月召开大会，经全体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一月二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写信给团中央，“我们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此信由李维汉携带回国，并委派李维汉为旅欧少共的代表，向团中央正式接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党中央写信给他们，指示他们“依中央第十次会议议决国外组织的办法加入青年团”。这个期间，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陈独秀也回信，建议他们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将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代表团员七十二人。大会由赵世炎主持，经过讨论，大会正式通过把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明确宣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大会还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之部的团章和其他议案，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尹宽负责“共产主义研究会”，汪泽楷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肖朴生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任“出版委员会”主任。
这次会议不久，他们收到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正式同意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大家非常高兴。周恩来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豪迈地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立以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出版了《少年》月刊，到一九二三年底共出版十三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少年》改成《赤光》半月刊。现在见到的《赤光》第三十三期，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的名义共同发行。这个刊物在加强党团员的马列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批判错误思潮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旅欧的党团组织，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傅钟等同志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开始只有三十多人，一九二三年增到七十二人，一九二四年就发展到二百多人。许多人回国后成为党团组织的重要骨干。
（载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注：
①见《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6、7期第30页注19。
②见《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一集第99页。
③见《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第10页。
④见刘仁静：《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罗章龙一九五七年谈话。
⑤见《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第10～11页。
⑥见《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7期第3页。
⑦《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2集第222～224页。
⑧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
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河北人民出版社。
⑩谭平山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答词。原载《青年周刊》第4本第3版，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1）李达：《七一回忆》，载《七一》杂志创刊号，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出版；陈模：《董老的嘱咐》，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青年报》。
（12）见《“一大”前后》（一）第25页。
（13）见《先驱》第5号，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14）见《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20页。
（15）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第23期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