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6-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进行了自后者就职以来首次“习特会”。

诚如两国领导人和官方所言，此次会晤期间，双方营造出一种亲切、轻松和“私人”的氛围：特朗普的外孙女为客人“秀”了中文，特朗普本人则对习近平主席“致力于彼此了解、并已建立了互信”和“我想我们会继续发展友好关系，并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履行各自历史责任”当众表示了“百分之百的认同”，并称“已在中美关系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许多观察家指出，在融洽和谐的大气候下，两国更多在战略和框架层面展开讨论，并以此作为今后各具体问题的深入讨论作铺垫、打基础。

习特会前，外界一致认为此次会谈的要点、焦点和难点，一是朝核问题，二是中美贸易问题，特朗普和美国政要在会晤前夕不断高调“喊价”，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从会晤期间和会晤后传出的消息可知，双方的确“谈了”这两个问题，也达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如在朝核问题上，双方一致同意“必须遏制”他们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又如在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宣布双方将共同推动一个“共同讨论如何提振美国对华出口、减少中美贸易逆差”的“百日计划”，从而令此前某些媒体（如前一天的《纽约时报》）“美方将在习特会后立即对华实施强硬贸易制裁措施”等猜测落空。

对于另一些事前公认会谈及、且存在沟通难度的问题，如中国希望美国支持“一带一路”计划，和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等，双方初步交换了意见，更进一步的意见交换，须留待相应级别和对口部门间会谈去进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形容两位领导人的会晤“非常开放和诚实”。

框架性成果多于具体性、细节性成果，这实际上并不出乎大多数分析家和预测者意料。正如一些专家，如布鲁金斯桑顿中国中心（Brookings'' Thornton China Center）高级研究员道拉尔（David Dollar）和前美国驻华大使巴库斯（Max Baucus）等人所言，鉴于特朗普在当选总统前缺乏行政和外交履历，和习近平主席目前属于“一回生”的阶段。一些分析家还在会晤后评论指出，由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更自信、更谨慎，因此甚至连以往中美峰会时可能出现、习特会前曾被人预测或许会被当作“见面礼”抛出的“大单”（如承诺投资美国基础设施项目），并未被公开提及。更有人进而指出，由于特朗普提名的美国贸易办公室首席代表（USTR）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尚未获国会通过，特朗普政府贸易团队仍然“二缺一”（只有罗斯和白宫国家贸委会主任纳瓦罗Peter Navarro，少了3人中唯一具备政治履历的莱特希泽），因此“特朗普实际上远未准备好和中国展开具体的贸易谈判”。

此次习特会意义的重要程度不容小觑，受到了两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瞩目。

正如道拉尔和斯特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高级研究员曼宁（Robert A. Manning）等分析师所指出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可以达成“一旦有事可以尽早磋商”的共识，且彼此间可相互告知何为本方所关注的关键问题、核心利益，避免误判和“擦枪走火”，对于两个“体量”庞大、彼此间关系和利益盘根错节的大国而言，这样可绕开容易导致两败俱伤的“暗礁”，也可为今后更多共识、合作作必要的预热和铺垫。而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中美两个大国及其最高领导人通过会晤达成“彼此需要寻求共识”的共识，意义十分重大。

不仅如此，许多分析家指出，大国领导人之间需要建立某种“私人间的关系”——套用一句中国俗语，就是“二回熟”，这种关系看似“轻松”，却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微妙作用。

从上述角度看，此次习特会为今后4年乃至更长时间中美两国及两国最高层间的顺畅沟通，为今后更复杂、更具体、更困难的对话、谈判，开了一个质朴无华、但不可或缺的头。前面提到，美方在贸易团队“二缺一”的情况下仍按原计划“破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开始对话”在美方政府换届伊始的现阶段，具有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