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以政治家的气度，以纵观世界发展大势的广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以捍卫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深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践相结合，深刻分析了我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面临的新形势，科学回答了我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学界关于习近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论述研究，从解读时代背景、思想传承、理论内容逐步深入到考察思想效应、方法论体系的层次，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随着党和国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践的推进和相关研究的深化，新的研究需要探究习近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启示，从而将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解读进一步推向深入，立体展现习近平的思想洞察力与前瞻力，最终提供一个关于这一问题深刻论述的更为完备的认识图景。
一、“三个否定”：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
习近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历史虚无主义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史为例证，习近平深刻指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进一步明确地将历史虚无主义的性质提升到了危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政治高度。习近平对历史虚无主义政治本质的科学界定，为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伟大斗争所必需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的“三个否定”中的第一个否定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习近平的这一判断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探究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可以发现，主流意识形态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代表着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发挥着规范思想行为、稳定社会秩序、提供精神动力的作用。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更为显著和深层次的，它稳定而又恒久地影响着个体、社会和国家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一种能够确保党和国家的制度体系合法化和持久化运转的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核心指导地位，对它的否定就是对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否定。而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要潜移默化地向民众灌输一套完全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企图颠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从而逐步瓦解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最终实现其政治野心。
习近平的这一判断还具备坚实的史学根据。考察现当代世界历史，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丧失了主导权和话语权，就将不可避免地被引入西方精心设计的“和平演变”歧途。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20世纪中后期，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困难和进行改革的时机，加紧意识形态渗透，通过炮制各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掀起了一股股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浪潮，在思想领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对苏东剧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以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兴衰史为镜鉴，习近平指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
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习近平对历史虚无主义政治本质的另一个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深刻地启示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主义之争、道路之争。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实质是要推行全盘西化，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视为唯一的出路，例如其“告别革命”旗号背后隐藏的却是推行“颜色革命”之实。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指出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苏东剧变之后，中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但也同时成为西方反共势力实行“西化”“分化”战略的重点目标，历史虚无主义也一度甚嚣尘上，来势汹汹。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其他救国途径的尝试全部碰壁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这就启示我们，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必须用事实进一步阐述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寓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中的。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习近平的这一论断有着坚实的事实依据和深刻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源自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近代100多年由衰转盛的历史演进，奠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百年奋斗历程，内蕴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不断探索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之中。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别的道路的可能，也没有走别的道路的必要。实践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人民和历史选择的尊重，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对历史虚无主义政治本质的又一个科学论断。习近平深刻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从关乎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出发，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展现出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深刻洞察力与高度敏锐性。历史虚无主义就是通过从根本上背离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着力抹黑和解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一伟大事实，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从根基上动摇党的执政地位，使党的领导失去基本的历史依据。
这就启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狂风暴雨中经受住了考验，在血与火的历史中不断成长，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坎坷历程中经受了锻炼，在波澜壮阔的岁月里不断前行，夜以继日地出色完成了历史和人民交付的光荣任务。可以说，党的执政地位与党的历史已经融为一体，虚无党的历史就是否定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这一重要论述启示我们，如果放任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污染不管，它就会逐步瓦解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信任。回顾历史，可以清醒地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泛滥，最终成为西方敌对势力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重要武器。在新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贯险恶政治用心愈发明显，手段愈发花样翻新。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识破和有力遏止历史虚无主义借夸大党在实践探索中的失误、污蔑党的主要领导人等伎俩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的丰功伟绩的图谋。
二、科学评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方法
习近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就是系统阐述了评价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科学方法，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原则的新境界，从而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哲学方法。
关于历史的科学评价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一科学论述启示我们，正确的历史评价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这里所说的“事实”，是历史规律性的事实，既包括了具体历史知识，又超越了具体历史知识，更非随意剪裁或者拼凑的历史材料所能比拟。把握了历史本质也就是把握了历史的主流和支流，而混淆历史的支流与主流、现象与本质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惯用的手法。习近平提出的科学的历史评价体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超越朴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传统，因而超越了经验直观和主观臆断。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一语中的地揭穿了所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本质，并指明了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这一错误哲学的研究方向。
如何辩证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历史教训，是一个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应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的“三个态度”，即“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对待自身所犯的错误时，是否能够抱以科学的态度，通常是检验该政党是否对人民真正负责的试金石。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的“三个态度”启示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是要把党美化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污点和错误的政党，也不是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建议，而是要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而言，必须充分认识到没有政党不会犯错误，能够完全承认错误、深刻分析错误、彻底改正错误，从而将错误转化为带领人民绕过暗礁、激流勇进、稳健前行的宝贵经验和成熟智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区别。因此，首先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要主动发现错误，而且要以开放的心态、严谨的态度吸取别人批评的有益成分；其次要以科学的方法深入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找到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因素；再次要坚决纠正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要将曾经的错误转换成为党和国家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两个不因”和“六个不能”创造性地为解决评价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是习近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又一理论贡献。重要历史人物已经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融为一体，因此如何评价前者关乎能否正确看待后者的问题。“两个不因”要求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两个不因”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承认世界上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启示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采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分清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把握历史人物对历史产生影响的主流与支流，科学认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习近平提出的“六个不能”，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精髓，突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中，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原则。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习近平丰富发展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刻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启示我们，正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处于历史发展的某一个具体阶段之中，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所以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还原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回到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通过“六个不能”，可以清晰透视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错误。具体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无视特定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的制约，无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比从前优越，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前人。这种不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片面夸大历史人物作用的错误方法论，本质上属于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倒的英雄史观。
“两个不能否定”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原则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习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论断是围绕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具体关系而展开的，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不仅具有针对具体问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理论价值。“两个不能否定”对前者的意义在于，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人为夸大两个时期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差异，甚至将两者的关系放大为分裂的乃至对立的做法。“两个不能否定”对后者的价值在于，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割裂社会历史发展延续性的惯用手法。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指出，“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前进”。这就启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过程性方法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片段性手法，充分认识并宣传党和国家的各个历史时期虽然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属于党带领人民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的历史环节。应当说，发现党和国家历史各个阶段的差异，比只看到连续性而看不到差异性已经前进了一步，但只停留在发现差异性阶段仍然没有把握到本质，必须进入发现包含了差异性的连续性阶段，这个从“看山不是山”到“看山仍是山”的认识过程才真正完成了。
三、立体多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不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政治危害和隐秘的唯心主义本质作出了深刻论断，而且给出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原则。这启示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持久的斗争，不能依赖“一阵风式”的应对，而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与此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复杂的斗争，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综合较量，决不能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单打独斗、靠个别措施来被动应对，而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力量，坚持立体多维的实践路径，从而深入贯彻实施习近平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论述，形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强大合力。
首先，习近平所指出的“三个否定”启示我们，必须认识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一项艰巨复杂的而又具体细致的政治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政治高度，来完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第一，要不断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理论素养，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重要论述的思想结构、丰富内涵和启示意义，提高运用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指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践的能力。第二，要不断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责任感，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战略安排，切实肩负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重大责任。第三，要不断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鉴别能力，在历史虚无主义纷繁复杂的所谓“揭秘”“真相”“纪实”等形式之中，深刻透视其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扰乱民心的观念内核，敏锐把握其“三个否定”的政治意图。
其次，要持续推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法治化进程。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理应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这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一环，是批判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借西方价值理念来虚无我们党和国家文化传统的关键一招。为此，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捍卫英雄烈士，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念。而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要像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用体制机制来保障”“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
在习近平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法治力量已经逐步成为打击历史虚无主义诋毁、污蔑、丑化英雄烈士的有力手段。2016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人民法院依法保护英雄人物名誉权等人格权益典型案例，维护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等英雄名誉。201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实施。与此同时，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形势下，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布，将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行为，列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2020年6月28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更是将侮辱、诽谤英烈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上述科学的立法、立规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英雄烈士的荣誉，展现了党和国家对英雄烈士丰功伟绩的长久缅怀。这说明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捍卫英雄烈士荣誉的法治体系。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推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法治化进程，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而不断增强打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法治能力。
再次，要以文化自信作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堤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将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三大自信并提。他深刻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这启示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自信的缺失是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文化自信是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精神武器，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强大精神堤坝。习近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并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就启示我们，对文化的自信也就是对历史的自信，文化和历史息息相关，文化就是历史的载体和魂魄，历史则是文化的根基、传承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正如钱穆所言，“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
习近平所强调的文化自信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要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积极价值理念和规范体系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特的发展逻辑，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和灵魂。筑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堤坝，需要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真正的自信建基于事物本身的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必须超越文化封闭状态，激发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旺盛生命力。第二，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先进文化，是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形态，是党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支柱。历史虚无主义对我们党的领袖人物、英雄人物和先进人物的直接否定和虚无，显然就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否定和虚无，从而间接、隐晦地宣扬资产阶级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对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先进文化的自信，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起来的高尚精神与理想信念就会被虚无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感就会丧失。因此，必须将文化自信内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心理认同，为破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精神支持，并将其外化为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自觉行动，从而切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揭露其根本谬误。
必须全面提升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层次与宣传水平。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领域的泛滥，与研究和宣传工作没有紧跟时代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学习历史的需求密切相关。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因此，必须提高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水平，把握其研究脉络，透视其历史本质，确定其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必须提升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层次，细致深入地掌握研究对象的相关史料，并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透视这些材料。要从历史人物全部的社会实践入手分析其思想变化，从思想根源来考察其实践活动，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把握其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最终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高度，通观并评判其一生的功过是非。
研究为宣传奠定基础，宣传为研究展示效用。在取得扎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要全面提升宣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能力，创新宣传手段。习近平指出，“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第一，在内容上要注重突出党的伟大功绩。“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让人民知道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哪些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哪些历史性变革。”第二，要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写作手法，既能够深刻展现历史发展规律，又能够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来展现历史细节与人物特点，从而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写深刻、写准确、写生动。第三，要加快推动历史知识数字化进程，丰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工作现代化手段。可以邀请权威专家深度参与，确保宣传内容的科学性，与此同时，借助档案、影像等媒介，利用虚拟实现技术，采取设置悬念的讲述手法，增加对观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寓教于乐之中筑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传阵地。
最后，必须牢牢把握历史虚无主义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新特点、新表现，与时俱进地丰富应对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措施。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需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众所周知，互联网的兴起颠覆了人类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手段，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传播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互联网新媒体也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强大的“公共话语规范生成力”，能够“利用强大的媒介社会化的技术渗透力将广大受众深度卷入和裹挟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网络里”。这种新变化对于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治理、凝聚主流意识形态共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此，习近平指出，“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历史虚无主义在新媒体上泛滥，也就是所谓网络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必须警惕的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新形态，其“呈现出标题化、碎片化、隐蔽性、弱辨析性和时机针对性等特征”。在上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路径基础上，必须“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有针对性地提出及时性的、直接性的应对策略，多管齐下，最终构筑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强的网络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