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轨道上，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具有各自的发展特点。探讨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的异同，对于在21世纪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建党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轨道上，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今天探析他们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的异同，对于在21世纪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相同点
第一，从三次历史性飞跃看，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后，尤其是我们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逐渐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破除党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由于中国革命所处的特殊环境，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曾严重地束缚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整风运动就是要保证党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解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并在全党确立和贯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革命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从1957年起，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和个人崇拜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全党的思想获得了大的解放，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从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十四大为起点，到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又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十四大正式确立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进一步完善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是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会议。它不仅标志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义无反顾地高高举起，而且还标志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晶，它不仅实现了许多理论突破，而且为我们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三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征途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之更加“中国化”，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第二，在发展进程方面，都呈现出波浪式向前发展的特点。
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呈现出波浪式向前发展的特点，无论是在波谷还是在波峰，三代领导集体都紧抓时代发展的潮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以无比勇敢的开拓精神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的波浪式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在曲折中发展，但又沿着曲折道路不断前进。它的发展不可抗拒，曲折道路又不可避免；二是马克思主义在曲折中不断接受着新的实践检验，不断地积累经验和丰富自己的内容，并在实践中发展自己；三是马克思主义在曲折发展过程中，三代领导集体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并对实践作了正确的指导。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浪式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在波浪式发展中更加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越来越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基础上丰富自己的内容；二是在波浪式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多种形式社会主义学说的出现。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认清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80多年来，三代领导集体都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处于高潮时还是处于低潮时，都能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中国社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道上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从内在联系上看，都是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三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都做到了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①并且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②。邓小平、江泽民在这方面也有许多论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他们比较注重发展与创新。邓小平认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③并进一步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与创新问题上，江泽民也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正确把握时代的发展特点和要求，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和新的回答，形成了具有第三代领导集体特色的新的理论思维和新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时代色彩鲜明的新的理论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进一步推向前进。
第四，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
任何学说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都是用辩证的、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中国社会，从而先后解决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在此思想指导下，将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建立新中国，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结合中国新的实际，进一步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进一步结合。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髓和科学体系。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将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于指导思想与实际的结合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新的胜利。
第五，在根本手段方面，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的。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然后社会才能进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实现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代领导集体都做到了这一点。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始终坚持搞政治、搞军事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并且把是否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政党作用的标准。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要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也强调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④并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江泽民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又更加明确地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综上所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我国实践的理论结晶，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这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成果。
第六，在基本目标方面，都是改造与建设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其根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人类社会在经过多种社会形态的更迭之后，必然要达到最后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在我国，三代领导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过程中，都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根本目标。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⑤邓小平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⑥江泽民同志在领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⑦很清楚，在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上，三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三代领导集体都是为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探索。每一代领导集体所做的都是上一代领导集体所未完成的伟大事业，尤其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伟大事业，成功地解决了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基本理论问题、战略问题和基本纲领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不同点
首先是他们在实践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
毛泽东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发生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蒸蒸日上。在国内，中国人民则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几代先进的人们探索中国的出路屡遭失败的情况下，仍然满怀信心地继续探索。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列主义，成立了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里，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邓小平在实践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谷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显得尤其重要。在国内，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需要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完成毛泽东未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业。江泽民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则又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西方一些国家又不断地找借口发动战争，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是异常艰难的，这无疑给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业带来了不便；在国内，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大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任重道远。
其次，他们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解决的历史课题不同。
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是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解决的历史课题主要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问题，并达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侧重于解放生产力。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解决的历史课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侧重于如何发展生产力。第三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是坚持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内容，解决的历史课题是继续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邓小平同志遗志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之中如何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其侧重点是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改革，继续发展生产力，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最后，他们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由于经历的时间不同，因而任务的艰巨性也不同。
邓小平、江泽民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较之毛泽东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间会更长，任务会更加艰巨。而第一次中国化的使命依靠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可完成，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伟业，则需要第二代、第三代……甚至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奋斗才能完成，其中毛泽东、邓小平同志起了奠基人的突出作用，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总之，在当代革命实践与建设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不是在某一问题某一个方面的结合，而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结合，因此，结合又呈现出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征，而这种结合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则又集中地体现着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特点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益的指导。
注释：
①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第68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③④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第137页，第137页。
⑦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