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日新月异、阔步前行，在创造了世界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经历了创立、发展和不断完善，并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
就其本质规定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第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的形成过程正是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在经济理论上拨乱反正，在准确理解《资本论》等经典著作重要论述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发展实践的不断推进，我们党更加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指导和解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同时积极用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过程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断趋向科学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上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在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精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等科学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形成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更加系统而科学的认识。
就其特殊规定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是中国的，因而被称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我们党坚持的一贯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法宝。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我国经济虽受严重冲击，却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这再次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本质上的正确性。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战胜困难，赢得挑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题
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始终是以发展为主题的。
第一，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党在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题是发展。
第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发展，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快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是把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作为必须坚持不变的一个基本原则；三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党的十五大鲜明地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一步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题提到了新的高度。
第三，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虽已跃居世界前列，但还远不是经济强国。尤其是在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下，我国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必须从注重数量扩张向注重质量提升转变。面对发展新阶段新任务，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但在新阶段，经济发展是好与快的统一，科学发展观因此赋予发展以新的内涵，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题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和平的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用于指导实践的经济理论既要反映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要求，又必须赋予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世界和中国的发展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既带有随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的特征，又带有随发展条件的改变而不断转换的特征。
经济发展的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历史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我国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用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世纪后，一方面是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另一方面则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挑战，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扩张转化为结构优化，从而决定了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将主要由结构优化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已全面转入了平衡发展或统筹发展的新阶段。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的资源。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十分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但我国在人力资本的利用方式上走了弯路，长期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了体制条件；另一方面重视人才培养，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人力资源的价值提到了新的高度。党的十五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允许和鼓励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大力鼓励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党的十七大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出经济发展要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人力资本已日益替代物质资本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发展就必须从以物质资本为中心向以人为本的中心转变。
经济发展的动力。从需求因素看，经济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拉动力，即消费、投资、出口。我国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近年来，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带动了我国经济连续5年两位数的高速发展，但无论是以投资拉动为主导还是以出口拉动为主导，今后都难以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这是因为，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它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及最终产品必须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只有通过科学发展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长期走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冲击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党的十七大适时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的就在于将我国经济发展转变为由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拉动。当前，又把扩内需的重点放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上，这表明我国正在加快形成以消费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别无选择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强调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分“三步走”的战略，其中心任务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近年来，知识经济兴起，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工业化与信息化或知识化的并行发展。这意味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并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根本挑战。我们党审时度势，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努力形成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协调并存的发展理论和模式。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是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经济发展的条件。我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闭关锁国是不可行的。新中国成立后，即使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仍然强调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邓小平同志把对外开放提升为基本国策，使我国得以大规模地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已突破一国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基础性调节机制，这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我国要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受到了本国资源和市场的明显制约，而且今后这种制约会趋于强化。为摆脱这种发展困境，我国必须超越已有的开放格局，跳出单纯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开放理念和模式，站在全球资源和市场的平台上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黄泰岩/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